原标题：中国硅谷之路——中关村系列报道之一
1992年，在中关村大街的路中央矗立起金黄色的“双螺旋”雕塑，成为中关村的标志。(李继辉摄于1998年)
如今，新的“生命”大型雕塑落户在中关村西区广场上，外形和颜色均保持不变，但体量更加高大。(饶强摄)
中关村，曾经是北京西北郊名副其实的小村。40年前，这里的庄稼地已被切割得七零八落，与众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为邻的，是大批冒着黑烟的手工作坊式乡镇企业。
40年后，这里还叫中关村。只是，这里不仅有高楼林立的繁华，更有创业创新的激情和梦想。“中关村”三个字，已远远超出了地理名称的范畴，成为科技创新的代名词和首都发展的金名片。
1984年9月11日，北京日报头版的一篇《开创中国式硅谷的探索》，第一次将中关村这片热土，与大洋彼岸高科技公司云集的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谷联系起来。
“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北京日报记者敏锐地意识到，一批新型技术公司的聚集，让中关村走上了一条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创新之路。
果然，1988年，国务院批准以中关村地区为中心建立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中关村承担起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先行先试”经验的重大历史使命。
体制改革打破创新壁垒，人才“松绑”引凤筑巢，创新创业生态不断完善……中关村的发展史，恰是一部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史。40年间，中关村从中国硅谷，逐渐成长为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关键枢纽，从“跟跑”，向着“并跑”甚至局部“领跑”转变。
“试验田”里的核聚变
一个多月前，以先驱者10号驶出太阳系探索未知宇宙的故事开场，陈云霁、陈天石兄弟俩创立的寒武纪公司发布了新款人工智能AI芯片——理论峰值速度每秒128万亿次定点运算，功耗不超过110瓦，在全球树立了AI芯片的性能和能耗新标杆。
“我们的长期目标是，让人工智能芯片计算效率提高一万倍，功耗降低一万倍！”陈云霁说。
这对中科院学霸兄弟的创业，源于几年前一篇摘得全球计算机硬件顶级期刊最佳论文奖的科研论文。为了将研究成果尽快转化，兄弟俩开始酝酿创业。
公司还未成立，中科院战略性先导专项就大手笔投入数千万元资金。凭借着这笔“天使投资”，寒武纪团队在2016年初做出了全球第一个人工智能芯片的原型样片。
短短数月后，一个由中科院占股30%、寒武纪的科研人员占股70%、估值上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诞生。依托于北京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政策，寒武纪一降生，就未曾尝过缺钱、缺人、缺动力的“成长烦恼”。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把实验室的成果变成真实产品能这么容易。”一位活跃在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天使投资人感慨。相比当年中关村的第一批探路者，新世纪的创业者何其幸运。
1980年10月23日，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陈春先，在一间闲置仓库里，创办了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家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不经意间成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
科研成果前脚走出实验室，后脚就迈进工厂大门，教授、科学家也能以个体身份办公司——1978年的硅谷之行，曾给陈春先带来前所未有的观念冲击。回国后，他着手移植硅谷经验，没想到很快被扣上了“不务正业、损公肥私”的帽子。
几乎与此同时，经营中科院计算所知青社的王洪德也惹来了“违法经营、经济犯罪”的调查。
“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如果聘走不行的话，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你们就开除我吧！”
撂下这掷地有声的“五走”，王洪德彻底告别传统体制，创办了日后声名赫赫的北京京海公司，以“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全新机制，探索技工贸相结合的中关村企业发展模式。
同样在中科院计算所，诞生于传达室一间小平房里的联想，1993年底终于打破100%国有资产的属性，按中科院20%、计算所45%、联想职工35%的股权比例分红。
到2001年，联想再进一步，将分红权过渡为股权。财政部、科技部和北京市牵头对联想进行改造，允许联想员工动用多年积攒的分红购买相应的股份。一群“憋”了很多年的科技人员，在历经市场狂风暴雨的考验后，终于得到应有的回报。
这样的激励机制，助推联想扛起IT领域民族产业的大旗，并迅速走出国门，完成了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的“蛇吞象”壮举。
股权激励，仅是中关村众多先行先试的政策之一。在中央支持下，科技成果收益权和处置权、高新技术认定、外籍高层次人才“绿卡直通车”等试点政策，陆续在中关村率先示范。
“如果说农村领域改革是小岗村首开先河，那么科技领域改革启动就在中关村。”中关村管委会主任翟立新说。
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个政府引导基金……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的创新种子，如同粒子发生的核聚变，爆发出了惊人能量。
148家企业，总收入9亿元——这是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刚刚成立时的数字；2017年，这里的企业总数已超过2万家，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5万多亿元。
创新加速度
5月3日，小米申请在香港上市，雷军手持港交所受理IPO收据，乐开了花。
港交所，是雷军再熟悉不过的地方。2007年10月，5次冲击IPO的金山终于在香港挂牌上市。但时任金山总裁雷军的内心深处，却认为自己“做得不怎么样”。
十来个人熬了一锅小米粥，低调朴实的庆祝“仪式”后，40岁的雷军再度启程创业，目标是“像乔布斯一样办一家世界一流的企业”。
如今，诞生不过7年的小米，估值约700亿美元，有望创出2014年以来全球IPO最大规模。
中关村，从来不缺奇迹。联想、新浪、百度、小米等标杆企业，不断刷新企业成长速度——中关村首批一百家公司上市用了20年，第二批一百家公司上市仅用了不到4年；这里拥有70家估值超10亿美元的独角兽企业，成为全球仅次于硅谷的独角兽聚集区，其中不乏滴滴出行、美团点评、今日头条等近几年高速成长起来的超级独角兽。
这样的加速度让全球投资人为之眼热。《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的一篇文章评价：全球有许多城市都试图复制硅谷，吸引众多的科技创业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但是，只有一个已经成为硅谷有力的竞争者——北京。
为什么会是北京？
到中关村转一圈，便不难找到答案。
2011年，曾创办世界最大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的美籍华人陈士骏到访中关村，刚刚起步的车库咖啡让他大吃一惊：“有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创业，即使在硅谷都没有这样的场景。”
过去几年，创新工场、3W咖啡、贝塔咖啡、天使汇、36氪、创业邦、创投圈、i黑马等近百家创业服务组织应运而生，一大批国内顶级天使投资基金追着创业项目走，中关村人真切地感受到：创业者的黄金时代来了。
2012年底，原谷歌眼镜核心开发人员赵勇，在中关村着名投资人徐小平的邀请下从硅谷辞职，创办人工智能公司格灵深瞳。回国后他才发现，中关村的“魔力”比他想象中还要惊人。
“回国一个星期之内我约了10个投资人面谈，结果前5个全部明确表示愿意投资！”赵勇很清楚，在硅谷，见10个投资人能获得1个人的支持就已经很幸运了。
在短视频创业风口大获成功的快手，短短一年时间实现了注册用户从4亿攀升至7亿的爆发式增长。“如果不是在中关村，我和合伙人也碰不到一块儿，也不会有精力学习‘机器学习’技术，接触不到那么多优秀的产品研发人员、工程师。”快手创始人兼CEO宿华感叹。
与早期中关村的创业者须赌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不同，如今鼓励创新的各种扶持政策和活跃的风险投资，显着降低了创业者的试错成本。
数据显示，全国80%的天使投资人活跃在中关村；2016年中关村股权投资案例2584起，披露股权投资金额1557亿元，分别占全国近三成和超四成。由于无惧失败，随时可以从头再来，中关村持续创业比例高达四成。
全球创新枢纽
和美国硅谷相似，创新创业是中关村与生俱来的气质。
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胡昭广放弃铁饭碗，通过竞聘成为试验区办公室第一任主任。他在上任之初就明确提出，中关村要学习硅谷、复制硅谷。
50个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满怀激情地把旧桌旧椅搬到一起，将试验区的牌子挂起来，连个仪式也没有，试验区就“起跑”了。这，就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前身。
40余所高校、206家各级科研院所聚集的丰富智力资源，让中关村从来不缺乏创新活力。在第一代本土科研人员“下海”成就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繁荣之后，海归人才又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浪潮中激情迸发，李彦宏、田溯宁、张朝阳等人创办的百度、亚信、搜狐等互联网公司迅速崛起，成为中关村“二次创业”的成功典范。
这一轮热潮中，海归们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前卫理念，也向中关村移植了与西方接轨的现代科技公司管理架构。与此同时，本土企业、高校院所等市场主体，纷纷探索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发展路径，中关村企业逐渐摆脱以贸易为主的盈利模式，开始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迈入链接全球创新资源加速“跟跑”的第二个十年。
2001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正式实施，其中一条“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被敏感的国外媒体称之为“对知识人才充满敬意的法律”。
2009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中关村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在本世纪前20年再上一个新台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自此，中关村吹响了第三次创业的号角，进入原创引领、高效发展的第三个十年。
海龙大厦的变迁，见证着中国硅谷之变。
“海龙电子城市场一层至五层自7月7日起停止对外营业，并进行场地升级改造。”2016年7月初，一张亮黄色通知赫然张贴在玻璃门上，宣告海龙迈开了转型智能硬件创业中心的腾笼换鸟步伐。
有着17年“攒机圣地”历史的海龙，成就过无数电子科技市场的“弄潮儿”，也曾是刘强东京东商城梦想起飞的地方。
2018年5月中旬，北四环“一号桥”西北角，中关村最后一个电子卖场被拆除——轰轰烈烈的电子卖场时代远去，创业大街模式成为未来主导性新业态，比肩甚至超越硅谷的中关村梦想也变得日渐清晰。
打破旧有体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实行“科学家为主”的管理机制，成功吸引美国科学院院士、着名华裔科学家王晓东回国。如今，王晓东率领研发团队，正在向做全球最好的抗癌新药发起猛攻。
“一个中国农民最多只能养活4名国人，为什么美国可以做到一个农民养活98个本国人和34个外国人？”带着全球领先的现代农业技术和诸多思考，美国科学院院士邓兴旺放弃耶鲁大学终身教授身份，回国创办了未名凯拓公司。
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人工智能专家汉斯，2017年也带着自己的看家技术，来到北京“创业”。
一条新政应运出台：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籍人才可以在中关村示范区内担任新型科研机构法定代表人。毫无疑问，这将有利于新型科研机构直接引进外籍顶尖人才，争取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导权。
目前，中关村聚集了300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或研发中心，外籍从业人员总数近1万人，留学归国人员3万多人，其中海归“千人计划”专家1343人，占全国19%。
在高端人才“梦之队”的带领下，中关村前沿科技企业不断涌现。这些平均创立时间不过三四年的新型创新企业，正在5G移动通信、人工智能芯片、无人驾驶平台、石墨烯材料制备、液态金属增材制造、靶向免疫、高端医疗器械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一代又一代，中关村的追梦者总有相似之处——他们都睡过地板，在破砖房、小民居或是宿舍的钢架床上做过研发。
一代又一代，中关村的追梦者也有着本质不同——新一代创业者不必在铺天盖地的电子表、盗版光盘、水货中寻找机会，他们站在巨人的肩上，创业之初便可以从全球尖端技术领域起步。
越来越多的中关村企业将自己定位为总部位于北京的跨国公司。截至目前，中关村企业已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或分支机构近千家，中关村管委会也在硅谷等地设立了十余个海外联络处，吸引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汇聚。与此同时，Plug & Play、Trendlines等世界知名孵化器相继落地中关村，一大批海外创业者成为中关村的熟面孔。
“除了硅谷，很难找到像北京这样适合创业的地方，互联网产业全球领先，人才、政策、资本都聚集在这里。”通过积分评估获得中国“绿卡”的也门小伙阿哈迈德说。
2018年夏天，从126个国家及地区选拔出的15名优秀海外青年，将通过创业大街的国际实习项目，进入中关村的顶尖科技公司实习工作，近距离感受这里的创业热潮。
中关村，这个当年的京西北小村，早已不是北京的中关村，而是世界的中关村，正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越来越关键的枢纽地位。(涂露芳 孙奇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