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田间
田间夫人葛文写给作者的信
作者与田间合影
西厢房外景
田间写给作者的信
洪铁城
1.
连自己也弄不明白哪根筋无意中碰了下，难得到北京不去看看相识几十年的挚友、师长，竟然决意要去宋庆龄故居附近，寻找失联三十多年的后海北沿一个小四合院。
11月的北京，早上寒意已浓。4日6点半，有薄雾，走出安德里北街原四川石油宾馆没多远，老天不给面子，小雨，只好返回。
5日蓝天白云。上午10点半要办事，此前有空档，定下再去找找。小周告诉我，去北海1.5公里，不远。轻装出发，从安德里北街左拐到六铺炕二巷，与匆匆的上班族及上学孩子一起穿行于川流不息的车子空隙，一直往南来到安德路，走得气喘吁吁。有人说，找宋庆龄故居得右拐沿安德路一直往西，过德胜门再……我蒙了，这哪是1.5公里？唉，谁叫我非要找这个小四合院呢？倘若已经在旧城改造中拆掉了，那不白折腾么！时间不多了，拦下的士，转来转去把我拉到德胜门内大街的桥头说，你下去自己找吧，对不起了！
在西海南沿路前行，看到了宋庆龄故居指示牌，左拐向北走是后海北沿，悬着的心放下一半； 来到宋庆龄故居大门口，悬着的心落实了，我要找的地方就在这附近。后海镶着幻影般华丽的金边。幸好奇形怪状的高楼没有疯一般地在此拔地而起，这里没有一丁点城市日新月异带来的慌张陌生。浸泡很久的记忆涌上脑海，记起了要找的小四合院是38号——往前没错，左转没错，进入胡同没错——似曾相识。看到后海北沿52号，过了，怎么是甘露胡同？于是往后找，又往前找，怪了，找来找去不见38号。问了好几个行人，都说不知道。最后看到两位穿黑色制服的又问，回答见过37号39号，不知道38号在哪！怎么回事？此处没有一点儿的大拆大建，飞又飞不走，藏也藏不起，怎么会找不到？
不死心，退回甘露胡同口重新找。右侧有个巴掌大的小摊，摆着老酸奶，我喜欢，要一瓶。请问后海北沿38号在哪？有个不太老的女人应答: 在后边——有人住着呐！您咋知道？住这里几十年了，咋不知道！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急忙吸完酸奶。引个路好吗？她把披着的外衣穿好，带我转两个小小右弯止步说: 斜对面，门口停着几辆小车的就是。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断断想不到后海北沿后面，还有一条平行的后海北沿！很窄，正在施工，不知修下水道还是修路面。
往前二十来米，就是38号！两扇红漆小台门依然如故，只多了一副春联; 门当上有“诗”“风”两字，特切合主人身份，不知是原有的，还是后加的；门外面立着一大一小两棵歪脖子榆树，记不起是不是原先的；一长溜倒座，加了几个装不锈钢栅的小窗，墙体还是以前的灰砖。门紧闭，我叩动门环并高声喊了多次也没反应。身后机器声哒哒地响着，正在切割水泥路面，想等个间隙也等不到。无奈去敲倒座的小窗，此刻有人在38号门口探出半个身子，我赶忙上前问，这是田间家吗？她说正是。我说我是浙江来的，三十多年前曾几次到此。她说她是田间儿媳妇。我又问起田间夫人，她说婆婆健在，这几天身体不适住医院了，先生陪着。
2.
她带我走进院子说，她先生在此住了六十多年啦！这房子是他爸1950年用2000元稿费买下的。
小四合院坐北朝南偏西，距宋庆龄故居百来米。方圆几公里内，还有郭沫若故居、徐悲鸿纪念馆等。我称38号为小四合院，因为除上房明间稍宽，其他房子开间都很窄，绝对不足3米。全一层。总建筑面积估计不会超过250平方米。与左邻右舍、前后房屋一个样，灰色的，又矮又小，相当破旧了。不同的是其他房屋内多住着外地人，38号小四合院仍住着田家人。
南面五间倒座，是儿子媳妇的住房，原有一间餐厅，1984年我与三位东阳老乡曾应田间之邀在此喝酒，还为我们杀了一只老母鸡。北面五间上房，中间三间是田间生前与夫人的卧室、起居室，两端耳房是书库。东边厢房三间，安排了厨房等。
西边小小的厢房三间，是诗人田间生前的工作室。记得当年进门赫然入目是我们东阳老乡杜承茂画的水黑鲶鱼图。田间先生他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色呢质中山装和薄呢大衣，腰杆儿笔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一派军人气质而不是浪漫的诗人模样。他说他有不少名人字画，但很少挂出来，杜同志的鲶鱼挂了，因为上面有江南水乡的图像与气息。小小写字台放门左手，个子瘦小的田间选择面北而坐。记得当时他还拿出一块长约40厘米、直径约10多厘米的玉根，晶莹剔透，很沉，局部带皮。田间说是他访问朝鲜时金日成将军送的，不知你们雕刻艺人能不能帮助雕上《赶车传》主人公形象……
我很想进西厢房看看。女主人回答是婆婆亲自掌管钥匙，进不了。公公去世三十多年了，婆婆坚持保持原样，一点没动。
这是一座清代的四合院建筑，距宋庆龄故居所在的王府特别近，是当年溥仪父亲醇亲王的大管家住的。房屋上没有什么彩绘、雕花之类装饰。进门处利用东厢房山墙为照壁，正中镶嵌着约50厘米见方的黑色大理石，上面刻着田间手书的四句诗：
“滹沱河上柳，高枝悬北斗。军民一家人，鱼水情不朽。”
有一小片阳光照在西厢房上，数杆翠绿的竹子与众多花木都是田间亲自种的。西边有株月季，枝枝蔓蔓爬上了西厢房屋顶；东边有棵主干坚挺却歪斜着的核桃树，也是田间留下的，枝条稀疏地挂着几多干枯的叶片与果子；院子中间，用三块方整石支撑着一口看不清质地的大缸； 四周房檐下，有大小花盆和破旧门窗及杂物； 院子地面凹凸，不同材料用不同的色彩、形状、质地显示着不同的过往。
上房门窗紧闭，不知道内部摆设有没有变。女主人将我引进倒座明间，坐凳、几案上散乱地堆放着练习书法的纸张。这好像应该是她两口子的起居室。儿媳姓甄，不胖不瘦，面容清秀，穿着颇有些年头的淡灰色绒外套和红色绒裤。她拨通丈夫电话，告诉他来了一个浙江人。她把电话给我，我跟她先生说，我姓洪，三十多年前好几次到过你们家。他说记得记得。我说能不能跟你妈说几句话？他说刚刚睡着。我急忙说那不要打扰，因为我要赶点儿到百万庄办事，不能去医院看老人家了，这次就给你妈写几句话在信纸上吧，麻烦你带去。
其实我对田间夫人了解不多，只知她姓葛名文，是小说家。网上显示：葛文（1921—），历任《冀晋日报》记者，中共雁北灵丘四区区委书记，中共浑源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家口市图书馆馆长，河北省作家协会专职作家，河北省文联委员。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着有《乡村新话》《一封信》《大风沙里的田间》等着作。葛老师曾与我通过几次信，毛笔行书，特别娟秀。
3.
200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出版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图书”——《给战斗者》中，有作者小传：“田间(1916-1985)，原名童天鉴，安徽省无为人。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每月诗歌》主编，出版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中国——农村的故事》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写下抗战诗篇《给战斗者》。1938年到延安，参加发起街头诗运动，被誉为‘时代的鼓手’。1943至1949年间创作了表现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求解放的叙事诗《赶车传》《戎冠秀》《一杆红旗》等。”
上年纪的文艺青年大多知道，田间与柯仲平等人在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影响巨大。在《写在〈给战斗者〉的末页》一稿中他写了如下文字：“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延安城内，大街小巷，墙头和城墙上，张贴起一首首的街头诗。……确实有很多拿红缨枪的自卫军，站在墙边读诗。……当时延安的诗人们，就以这一天叫做‘街头诗歌运动日’。我很幸运，也参加了这个运动。《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毛泽东同志》《一个义勇军》《呵，游击司令》等，都是这一次写的。……（我）是发起人和坚持人之一。……街头诗的形式，并不是哪一个诗人能够创造的。它是人民集体的创作。”
田间女儿田春生2016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回忆文章写道1956年7月1日，父亲应邀参加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35周年大会，毛主席与田间亲切交谈。在谈到抗战时期延安的“街头诗运动”时，毛主席说：“你们搞的‘街头诗’运动影响很大，各解放区都写‘街头诗’，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文艺配合革命是我们的光荣传统……”
其中家喻户晓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通俗易懂，质朴有力，音节短促，含蓄而深刻，字字如击鼓，传遍全国：“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我本职是建筑师，喜欢读莎士比亚、雪莱、艾青、舒婷。但由于工作繁忙，有过多年对文学的疏远，近几年又被人硬拉着回归。我平生偏爱读得懂的诗，也写写让人看得懂的诗，而且特别赞赏田间对于诗歌创作的一些观点。如：
“我想，时代既然不断地在前进，我们就要不断地写新的诗！”
“我们是为真理歌唱，不是为事实简单地照一个相。”
“我总觉得(新诗)不能完全上群众之口，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我们不要只记得过去，更要紧的是前进，和人民、和生活一同前进，并要努力做新时代底主人！”
“飞机在天上飞行，是有航线的；瀑布从高崖上倾下，是依靠岩壁的。”
……
因此，虽然相隔三十多年，还是常常想到田间。一首他人的《怀念》道出了我的心声： “黑夜/怀念着黎明//雨天/怀念着太阳//混乱的日子里，我呵/怀念着你——擂鼓的诗人”
这首诗是三十多年前田间夫人葛文复印了送给我的。她在诗稿下面注了两行字：“大约写于1947年冬或1948年春，发表在南京日报‘南园’。这首诗是在田间遗稿中发现的，不知哪位同志抄给他的，今抄给你，以兹纪念。”
4.
记得那是1983年元宵节，我的校友、诗人东方涛谋划在我们老家东阳办一个“诗歌朗诵会”，拉我参与筹办。他请来着名诗人田间，由军旅诗人叶晓山陪同；我请来着名小说家张抗抗，由她妈妈、浙江少儿出版社编辑朱为先陪同。朗诵会特别隆重。活动结束，我们陪同田间、张抗抗、叶晓山等嘉宾参观东阳木雕与竹编，他们觉得是稀世之宝，赞叹其精美，很是高兴。
自此我与田间成了忘年交，通了好多信。1983年3月收到田间第一封信，上面提到应乃尔让我寄去请他向《诗刊》推荐稿子一事，他写了诗刊社有回复，“继续努力吧”。4月某日第二封信上他写道，“关于诗，我以为都可在业余时练笔，并可多读点，发表与否，且不管。”此外还写到他家有几间房子，北京房管局说倾斜了，可能要倒塌，应“揭顶”大修。田间认为又费钱，又费时，想请我这个工程师有便帮助看看。1984年通两次信，其中10月一次写到他“腰疼”了。1985年四封，每封都写到玉根雕刻一事。其中5月10日一封写道：“我在病中，胸部疼痛。准备住几天医院。……至于玉根雕，我知道，实在勉为其难了，不过请转光正同志，不必过于留意，……”想不到这是他的绝笔！
后来陆光正将雕好的玉根交我送到北京，此时田间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葛文没有半点责怪之意，陪我捧到西厢房，在田间遗像前放好。我仰望着他线条明晰、骨感硬朗的脸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不觉潸然泪下。我感到这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人家的事情。
5.
当年我曾写了一篇回忆田间的小文章，寄葛文看了觉得好，提了几点小意见，但我没有拿去发表，因为自己觉得对田间了解不够深透。
田间的《给战斗者》，表达了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鼓舞了人民的战斗意志，是当时公认的优秀政治抒情诗。
在第一节他写了：“光荣的名字/——人民！/人民呵，/站在芦沟桥/迎看狂风，/吹起冲锋号；/人民呵，/在辽阔的大地之上，/巨人似的/雄伟地站起！”最后一节几乎家喻户晓：“在诗篇上，/战士底坟场，/会比奴隶底国家/要温暖，/要明亮”。
关于这首写于1937年的力作，据传，艾青看了墨迹未干的诗稿兴奋不已，叫田间“赶快送给胡风主编的《十月》，你就是第一个喊出民族革命的战争的诗人！”
胡风赞赏田间敏锐的感觉力和奔放的想象力，认为他的诗较少“革命诗歌”概念化和口号化的通病。
该诗发表后，闻一多亲自登台朗诵，并发表评论：“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片大地上。”而且写了，“一字字打入你耳中，打在你的心中”。他誉称田间是“擂鼓诗人”“时代的鼓手”。
茅盾先生也写过评论，称其“完全摆脱新诗已有的形式的束缚，这是很可贵的。”
诗人郁葱前些年在讨论“抗战文学”中高度评价：“……真正写作于当时的、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冀中这一带，只有田间创作的诗歌。”
1942年，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田间响应《讲话》号召，先后完成了《戎冠秀》《亲爱的土地》与《铁的子弟兵》等长诗，尤其是1946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叙事诗《赶车传》，通过贫农石不烂的命运反映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一部气势壮阔的杰作。
诗人尧山壁2012年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中国新诗的天空，一弯新月，三星高照，群星灿烂。三星者臧克家、艾青、田间。三星高照的气象一直持续了半个世纪。三星高照又非三足鼎立，不同时代交互领先。”尧山壁认为“田诗火热，紧紧把握时代，大胆疾呼农民起来反抗。”他说田间学习苏联和民歌，采用一种活跃、铿锵的句式，表达自己激越之情，给诗坛带来一股新风。他还说继《给战斗者》开中国近代政治抒情诗之先河后，田间的“小叙事诗又成为新诗之创举，是名符其实的中国抗战诗歌第一人。”
或许就因为是这样的原由，田间的一些诗作，早早地被德国、捷克、日本、苏联、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等10多个国家翻译，成为各国汉学家关注最多的一位中国当代诗人。
还有人说，田间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抗日诗人，更是一名勇敢的战士。他曾任中共盂平县委宣传部长、雁北地委秘书长、张家口市委宣传部长，都是正职实职。战争年代的“官”，都是真刀真枪出生入死干出来的。他身先士卒，有勇有谋，深得贺龙、聂荣臻、萧克、杨成武的赏识，结下生死之交。杨成武于1987年5月用毛笔手书：“田间同志长期在敌后抗战根据地与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创作了大量革命的优秀诗篇，他不愧是时代的鼓手”。
有后学誉之：他是“用放大镜也找不到半个污点”的人。
但是“文革”开始，田间首当其冲，被打成河北文艺界头号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一直到了1973年底，政策终于落实到他头上，接替阮章竞出任河北省革委会文艺组长、《河北文艺》主编。
1985年10月30日，田间在北京因病逝世，只活了69岁。
臧克家异常痛心，写了一首诗悼念田间：“黄金足赤从来少，白璧无瑕自古稀。魔道分明浓划线，是非不许半毫移。”
2016年12月8日，中国作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他隆重地举行了“田间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田间把一生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祖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争取解放和复兴的事业，他和他的诗都是不朽的。他战鼓般激昂的诗句，永远留存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后海北沿38号,诗人田间的故居。三十多年以后重访，回忆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