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新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走向日内瓦万国宫，参加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1954年5月，东方阵营4代表，左起：南日、莫洛托夫、周恩来、范文同。
195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十年，但战争的阴霾并未走远。东北亚朝鲜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交战各方虽然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并未宣告战争结束；东南亚印度支那战争已经打了8年，仍没有停战的迹象。一南一北两个战场虽然都是局部冲突，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演变为更为激烈的国际冲突。
此时，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召开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运用超高的政治智慧，力挽狂澜，几次将几乎谈崩的各方重新拉回到谈判桌旁。经过两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促成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新中国也完成了以五大国身份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首次亮相。
“五大国”
1954年1月下旬，正在杭州带领宪法起草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毛泽东，接到一封北京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苏联政府通告中方，正在柏林召开的“四大国外长会议”拟举行一次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如何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问题。苏方希望中国能派遣代表团参加这次会议。
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将近10年，但是世界局势依然动荡不安。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虽然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在许多问题上双方存在很大分歧，战火随时都有可能重燃。
在东南亚，随着二战结束，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发起了反抗法国恢复殖民统治的“印度支那战争”。新中国虽然没有像“抗美援朝”那样直接向越南派出“志愿军”，但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军事顾问团，一直在帮助越南人民军调兵遣将，协助战场指挥。据《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一书记载，自1950年至1954年，“越南军队的全部武器、弹药和军需用品，都是由中国按照常年的储备量和越南各个战役的需求直接供给的。”至1954年，“第一次印支战争”已经打了8年，而且并没有结束的迹象。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中国亟须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发展国内的经济建设，但此时一南一北两个战场，严重拖累了新中国的经济。据战史学家统计，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伤亡达36.6万人，消耗物资560万吨，其中消耗弹药达25万吨。中共中央一直在寻求着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的路径。
此时，一直剑拔弩张的国际形势，忽然发生了峰回路转的变化。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了。苏联新一届领导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开始对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大幅调整。斯大林逝世后的短短几个月，马林科夫就发表讲话，主张两个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
苏联外交政策调整后的第一个行动便是促成了朝鲜停战。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后来回忆，当他被重新启用回到外交部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起草结束朝鲜战争的建议。
1953年7月，朝鲜战争虽然经多方努力停下来了，但是仍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两个月后，苏联向美、英、法三国提出，举行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缓和朝鲜和印度支那紧张局势的问题。
早已被印度支那战争拖得疲惫不堪的法国，第一个举双手表示赞同。众所周知，法国在二战中受到重创。战后，法国国力尚未恢复就又卷入到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国国内早已民怨沸腾。不过，考虑到法国在非洲尚有许多殖民地，如果印度支那三国闹独立成功，恐怕非洲的“多米诺骨牌”也要倒下。为了能维系殖民统治，法国只能硬着头皮把战争坚持下去。可是到了1954年，战争已经打了8年，而且法国毫无优势可言，法国政府急于寻求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路径。
收到苏联的建议后，法国外长皮杜尔立即表示：“法国政府希望尽一切可能在一切地方恢复和平，因此法国毫不犹豫地宣布，从现在起，法国政府每时每刻都准备抓住每一个机会和联邦共和国（即越、老、柬）一道通过协商在印度支那实现和平。”
二战后，英国的国际地位急剧衰落，因此英国希望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重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雄风。另一方面，英国认为将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放到五大国会议上来谈判，比直接拿到联合国讨论要方便得多。不过，英国外相艾登认为，“五大国会议”能不能顺利开成，关键还是要看美国的态度。
可是，当时的美国强烈反对将中国视为五大国之一，也不愿意参加“五大国会议”。美国认为，一旦出席会议，就意味着在外交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当然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在英法两个盟国的共同施压下，美国的态度有所松动。2月6日，杜勒斯发表声明说，只要中国愿意解决亚洲问题，美国也愿意出席“五大国会议”，不过这不意味着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不管心里多么不情愿，美国还是无法否认，新生的中国在国际事务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收到苏联发出的参会邀请后，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致认为，日内瓦会议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席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对于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很有帮助。如果会上谈得好可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即便没有谈成，也在国际舞台上宣传了新中国的主张。
3月初，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
会前风云
由于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重大国际会议，因此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特意嘱咐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一定要选派各方面的专家加入代表团。从后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阵容看，中国代表团的确云集了当时国内最顶尖的人才。
上世纪90年代，《人民日报》记者钱江为撰写《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一书，采访了许多曾经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当事人。钱江说，那时许多前辈还健在，他们不但讲述许多生动的细节，而且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档案资料。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大部分老人都已作古，钱江保存下来的第一手资料，更显珍贵。
钱江记得，谈到代表团成员时，曾担任过代表团越南语翻译的张翼感慨地说：“这个代表团真是人才济济，我一看翻译人员就知道。”
出任代表团英语翻译的是日后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大放异彩的冀朝铸。当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冀朝铸在美国读完中小学，并考入哈佛大学。他在哈佛读了两年后，朝鲜战争一爆发便回了国。回国后，冀朝铸因精湛的英语水平被任命为“板门店谈判”的英语速记员。1954年，他被吸纳进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
代表团的俄语翻译是一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俄语翻译的师哲。
越南语翻译张翼，是一位老资格中共党员，他出生在越南，且有“越南通”之称。从1950年起，他就担任中央领导与胡志明的翻译。在研究越南问题时，周恩来总是愿意听听张翼的意见。
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恩来看到这个精英荟萃的代表团名单非常满意，他自豪地说：“这好比是梅兰芳的大戏，各个角色都得齐备，要成龙配套。”
除了选配高质量的代表团成员，更重要的是在会议之前统一思想，共同进退。4月1日，周恩来、胡志明等一同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磋商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案。
据师哲回忆，在碰头会上，赫鲁晓夫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会议，但不要抱过高希望。结局很难预料，但我们仍然重视这次会议，因为中国、朝鲜、越南一齐出席这样的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的意义就不寻常，就是一种胜利……”
与赫鲁晓夫的悲观态度相比，中越两国领导人显然要积极许多。周恩来认为，假如我们能利用这次机会，阐明立场原则，并对一些问题做出解释澄清，很可能取得更大收获。
出席日内瓦会议前，越南代表团也制定了几个具体的方案。
其一，“就地停火”。这个办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越法双方力量犬牙交错，而且越方控制区一没大城市，二没港口，三没有完整的工业设施，只能希望通过全民选举来弥补这些不利因素。
第二个方案是采取朝鲜停战的方式南北划界而治，难点在于这条线划在哪里为宜？当时越南方面倾向于以北纬15度线为界，即“15度线方案”。不过，这样一来越南三分之二领土都掌握在“越盟”手里，对方能善罢甘休吗？果然，日内瓦会议上，双方争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划界”问题，不过这是后话。
经过几天磋商，中、苏、越三国的意见基本一致——争取一个有利的南北停火线，力争和平解决印支问题。
与中、苏、越一方步调一致相比，英、法、美一方却各有一套“小九九”。美国从一开始就对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不抱诚意。国务卿杜勒斯认为，召开日内瓦会议其实是为了给法国人调兵遣将争取时间。美国鹰派人物甚至主张，一旦法国失败，美军就调动空中力量轰炸越南。
法国虽然希望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希望美国直接参战。因为美国一旦染指印度支那，这里便再也没有法国的一席之地了。法国人希望通过日内瓦会议和平解决印支问题，最好能够“光荣停战”，保全法兰西的颜面。
英国也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印支问题。二战结束不久，创伤尚未愈合，英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卷入到另外一场战争中，而且一旦战事扩大，英国在亚洲的既得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害。
鉴于英法两个盟友都强烈反对武力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美国也不得不重新坐到谈判桌前。不过，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始终对和平缺乏诚意。
敌对情绪
1954年4月24日下午3点，一架“伊尔14”专机降落在日内瓦机场。周恩来第一个走出机舱。他身穿黑色西服，向前来迎接的人们举手致意，引起在场的各国记者一阵骚动。来自美国的摄影记者更大声呼叫：“周先生，走近点，朝我这里看！”
黑色风衣、黑色礼帽、黑色皮鞋，单手插兜，潇洒地走在众目睽睽之下……周恩来在日内瓦留下了一生中最经典的一组照片，同时也为世人留下了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第一次精彩亮相。
由于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国际会议，因此出发前外交部做了周密的准备。他们给代表团成员做了样式统一的黑色西服、黑色风衣，甚至连皮箱也是一模一样的黑色。
200多中国代表团成员身着统一的黑色西服，浩浩荡荡地走在日内瓦街头。没想到，许多日内瓦市民对他们脱帽行礼。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在瑞士只有牧师才穿一身黑。
几十年后，代表团成员、曾任张闻天秘书的李汇川对来访的钱江说：“回想起来，那时有些事做得不算高明……到了旅店，按说外交官的行李箱应该由饭店侍应生提上楼，可是我们就不，一定要坚持自己拿箱子，就是不放手，生怕有人给箱子里放进什么东西，结果自己提着箱子上了楼，惹得饭店里的人们看了很奇怪。”
更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当侍者将早餐送到年轻的代表团成员刘家杰房间时，满脑子“无产者天下一家”的刘家杰热情地招呼侍者坐下来跟他一起吃。侍者不明就里，吓得双手乱摆，落荒而逃。
为了保障代表团成员的安全，随行人员甚至还有一名“化验员”，他从国内带来许多小白鼠，用以检验食品安全。
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很不满意。他批评说，怎么把这些东西带到日内瓦来了？我就不信，你到街上买吃的，就有人在里面下毒要毒死你。后来，化验了几顿饭菜后，这种检验渐渐停止了。
对于第一次出席重大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而言，过度谨慎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当时冷战双方剑拔弩张，国际局势波诡云谲，多留点心还是必要的。
周恩来等人刚刚住进驻地“万花岭别墅”，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便前来拜访。莫洛托夫嘱咐周恩来，要当心别墅里被人安装窃听装置，最好不要在室内谈论机密话题。后来，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总是在别墅前的草坪上商量要事。
4月26日早上，日内瓦会议如期开幕。窗外虽然阳光灿烂，但会场却阴云密布，两个阵营的人敌对情绪十分严重。
会议开始前，杜勒斯便明确表示，自己的席位不能和周恩来挨着。其实，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席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美国和中国也不会挨着，但杜勒斯仍然不满意，他要求自己的席位不与任何东方阵营国家相邻，最好让南朝鲜代表排在美国旁边。
会议在万国宫“西班牙厅”开幕，座位被排列成圆环状。从当时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出，每个代表一个桌子，谁跟谁也不挨着。
日内瓦会议的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可是双方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立场相差太远，基本上没有对话的可能，会场很快陷入到无休止的争论和拖延中。
对抗情绪甚至从会场蔓延至场外，坊间流传甚广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桥段，就发生在此时。
据美国代表团成员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回忆：“那天（1954年4月27日）杜勒斯走进万国宫的休息室，正巧周恩来也在里面，看到杜勒斯进来，周恩来从屋子那边走来，像往常那样温文尔雅地带着笑意打算和杜勒斯握手……杜勒斯瞥了一眼旁边那些正等着拍摄这个带有和解象征意义照片的摄影记者们，很快背过身去，不理会周恩来伸出的手。”
这一说法不但在中国流传甚广，甚至在美国也广为人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一边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情节，虽然极具戏剧性，但是经过深入研究后钱江认为，这个“拒绝握手”的故事很可能是子虚乌有。
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回忆录中写道：“国联大厦会议大厅有好几个入口，我们同美国代表团不是从同一个门进入会场，不可能碰到一起。会议中间有15分钟的休息，代表团成员可以到餐厅、酒吧间去吃点心、喝咖啡、茶和酒，我们代表团从不和美国代表团聚在一起。而且，当时总理非常审慎和严谨，杜勒斯是反共头子，总理从来就没想去和他握手，因此从客观到主观都不存在总理主动去握手而遭到拒绝的可能。”
后来，钱江又就“握手”问题采访了代表团成员李慎之。李慎之也表示，没有在现场看到传说中的“握手”。
钱江对记者说：“参观过万国宫的人都知道，会议厅是圆形的，有很多出口，与会代表各走各的门，各有各的休息区，基本上不会碰到一起。这种设计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外交上的尴尬场面。”
“握手被拒”虽然是个讹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内瓦会议刚开始时，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
奠边府大捷
由于双方分歧太大，朝鲜问题很快便被搁置了，印度支那问题成为日内瓦会议的主题。就在大会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前一天，越南人民军攻克了奠边府，歼灭法军1.6万人。
奠边府是位于越南西北丛林地区的一个开阔的盆地，长约18公里，宽约6公里至8公里。这里接近越老边界，地处交通要冲。它东北与莱州相连，东面与巡教、山岁等地相接，西面与老挝相邻，因此法军把这里视为分隔越北根据地、中国西南和老挝上寮的战略要地。
1953年11月20日，法军空降部队占领了奠边府，并在这里驻扎了20多个营、1.6万人的兵力。由此，奠边府也变成法军兵力密度最大的地区。
法军在奠边府构筑了两个机场、49个据点，形成了印度支那战场上最强大的集团据点。法军认为，具有坚固防御体系、强大地面火力和空中优势的奠边府，是诱歼越军主力的理想战场。
另一方面，越军能不能打掉奠边府的法军据点，成为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
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军发现，奠边府法军虽然火力强大，但这里孤悬于越西北崇山峻岭之中，一切补给都要依赖空中运输，一旦切断这条空中运输线，奠边府便会岌岌可危。
于是，越军决定抽调主力部队，在奠边府与法军展开大决战。1954年3月，集结于奠边府的越军已有4万余人。
正在此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出席日内瓦会议。3月3日，周恩来总理命令中国军事顾问团首长韦国清，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在日内瓦会议之前打几个漂亮仗，最好能够拿下奠边府。
1954年3月13日，越军发起了对奠边府的进攻。5月7日下午5点半，越军战士冲进了法军统帅德卡斯特里将军的地下指挥室，越军连长谢国律用法语喊道：“谁是德卡斯特里将军？” 法军德卡斯特里将军回应：“我就是，我是否还应再下令，要我的部队停止抵抗。”谢国律说：“不用了，你的士兵们不用你的命令就投降了！”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越军拿下了奠边府，印度支那战局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5月8日，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正式开始。中国代表团成员师哲记得：当天“法国代表团戴着黑纱，打着黑色领带，哭丧着脸，一扫过去趾高气扬的劲头走进会场，低头就座，一言不发。越南代表团中有人见此情景，不由笑了一声。皮杜尔听到笑声，气急败坏地说:‘这么严肃沉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 越南政府副总理范文同法文很好，直接用法语回答：“噢，难道你们是跟幽灵打仗？”一句话噎得法国人无言以对。
一直对和谈没什么诚意的美国，又看到了染指印度支那的希望。美国政府提出，如果法国正式向美国提出军事干预，美国会积极响应。是接受美国全面介入印度支那，还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妥协，和平解决印支问题？法国人犹豫不决。
老挝、柬埔寨问题
5月8日，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正式开始。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国家除了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外，还包括南越保大代表、老挝、柬埔寨，共九方代表。
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出席了日内瓦会议，他回忆道：“日内瓦会议本身叫大会，这是政策性、公开性的，有记者列席；限制性的小型会议，发言稿不公开，不让记者到会。大会进行政策性问题的辩论，限制性会议则就实质问题进行讨论。还有以印支谈判的主角——法国和越南为对手的双边军事会议（包括南越保大代表），主要是商谈停战协定、撤军等。这三个会交叉进行，紧张时几乎是天天开。每个会都有自己的主题，互相关联。”
会议虽然天天开，但各国代表各持己见，谈判进展得异常缓慢。钱江告诉记者，双方的分歧主要是东方阵营主张从军事和政治上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法方主张先解决停火问题，再谈政治问题。
最令越南方面难以接受的是法国提出把柬埔寨、老挝问题与越南问题分开谈，并且要求越南人民军先撤出柬埔寨和老挝。
19世纪中期，柬埔寨、老挝、越南三国先后沦为法国殖民者的殖民地。法国人将越、老、柬三国统称为法属印度支那，并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太平洋战争之后，印度支那三国沦入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后，法国为了恢复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
受到奠边府的胜利鼓舞，范文同对谈判方针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认为，上选方案是“就地停火、稍加调整、等待普选”。考虑到胡志明在越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越方认为如果在全越南举行普选，他们赢得大选的胜算很大。这样一来，越南全境就统一了。如果对方不接受，再考虑南北划界分治的方案。现在，越方已经不满足于之前以北纬15度线为分界线的方案，他们希望能够把分界线尽量向南移，最好定在北纬14度线。
一向务实的周恩来，并不看好越方的方案。他认为，凡事应该从实际出发。以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而言，分界线设在北纬16度线比较现实。“15度线”甚至“14度线”方案，恐怕法方不会接受。
然而，刚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范文同心气儿很高，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且认为老挝、柬埔寨问题应作为印度支那问题的一部分，不能分开谈。
为了能与越南保持一致，中苏两国决定尊重越南的意见。在5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上，周恩来表示，反对把高棉（柬埔寨）、老挝问题与越南问题分开处理。他指出，高棉、老挝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是法国武装干涉引起的。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不是仅仅在越南恢复和平，印度支那三国问题不能分割开来讨论。
两个阵营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一时间会场上形成僵局。
实事求是地说，会前中国对印度支那的情况并不太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出于共产主义的共同事业考虑，帮助胡志明领导的“越盟”。代表团成员何方曾直言不讳地表示，战争时期我们对外面的事情没怎么太关注，专门研究印度支那问题的人可以说没有，据周总理自己讲，他也不太清楚。
会前，中国只与“越盟”有来往，跟老挝、柬埔寨没有接触。中国认为，印支三国都遭受法国殖民者的侵略，理应同仇敌忾，可是老挝代表冯·萨纳尼空和柬埔寨代表泰普潘在日内瓦会议上第一次亮相，就骂中国代表是“帝国主义”。他们认为，中国只支援越盟，而越盟是代替中国侵略他们。这不但令中国代表感到吃惊，而且感到十分冤枉。
师哲回忆，周总理说，他们是受了法国人的蒙蔽，必须扭转这种局面，于是派他和王炳南去做老、柬两国代表的工作。师哲和王炳南请老、柬代表到中心花园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他们见中国代表彬彬有礼，不是青面獠牙的“帝国主义”，态度才有所缓和。
在与老、柬代表谈话中，中国代表也了解到不少印度支那的实际情况。印支三国的民族和国家界限，早在法国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就存在。老挝、柬埔寨两个王国政府，在多数国民心目中仍是合法政府，并且得到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的承认。此时，周总理调整了之前的政策。他认为，越南问题与老、柬问题可以分开解决，越盟军队应该撤出老挝和柬埔寨。
5月27日，在与苏联和越南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后，周恩来提出折中方案：印度支那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周恩来的新提案给僵持多日的会场，带来了一股新风。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小突破。
柳州会议
老、柬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划分军事分界线问题，又成为双方难以逾越的障碍。法国提出以北纬18度为分界线；越南方面要价也不低——以北纬13度至14度之间为分界线。双方提出的方案相差太远，几乎没有对话的基础。
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会议期间居间斡旋的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也对前景表示悲观。他在给英国内阁的报告中写道：“日内瓦会议取得好结果的机会不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国的犹豫和不确定。拉尼埃政府若不惜任何代价去实现和平就不能使政权持续下去。而美国不想日内瓦会议取得成功，它只对军事干涉感兴趣。”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艾登所料，面对日内瓦会议的僵局，法国国内舆论非常不满。6月12日法国国民议会以306票对293票否决了对拉尼埃内阁的信任案，拉尼埃政府倒台了。
拉尼埃政府倒台使得日内瓦会议的前景一片渺茫。本就无心和谈的美国，更想利用法国政局动荡，中断日内瓦会议。就连一向支持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英国也认为，“日内瓦游戏结束了”。
眼看日内瓦会议就要无疾而终，周恩来又一次力挽狂澜，将马上就要分崩离析的谈判各方，拉回到谈判桌前。
6月16日，在第14次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敌对行动停止后即不许从境外向老、柬运入新的陆、海、空军的部队和人员，以及各种武器。”这句话虽然说得比较隐晦，但与会代表都能听懂，中国主张，停火后包括越南在内的外国军队全部撤出老、柬。
由于会前中、苏、越三国开过碰头会，当周恩来讲完后，越南代表范文同站起来表示支持周恩来的提案。
范文同的表态让法国喜出望外，他表示，只要越南军队从老挝、柬埔寨撤走，法国军队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里。在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老、柬的问题上，法国愿意接受国际监督。
听完各方发言后，美国代表团团长史密斯也破天荒地表示，中国的提案是“克制和理智的”。这是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美国代表第一次对中国提案表示赞同。
6月下旬，开了两个月的日内瓦会议休会，各国外交家们都回国休整去了。虽然是休会期间，但周恩来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从瑞士归国途中，他访问了印度、缅甸两国，直到6月30日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广州。
回到广州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召集胡志明等越盟领导人开会。虽然休会前，越盟代表在会场上做了让步，但周恩来知道范文同对从老、柬撤出越南军队的事情还没有想通；对于会上通过的先在老、柬停火的决议，也有所保留。为了能使下一步谈判顺利进行下去，真正实现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认为将越南领导人请来统一一下思想，是非常必要的。
7月2日，包括胡志明和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在内的越南领导人与周恩来、韦国清等中方代表，在柳州相聚。
会谈甫一开始，武元甲就拿出了一张印度支那交战双方态势图表示，奠边府战役后形势非常有利。只要乘胜追击，三五年内越南人民军便有可能拿下全越南。
越南代表面对大好局势的乐观心态，周恩来十分理解，但他提醒越南的同志，如果美国武力干涉，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就不可能是三五年的事儿。到那时，越南人民军控制的地区也可能丢掉——红区变白区，这样的经验中国太多了。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采取朝鲜模式，划出一条南北分界线是比较务实的做法。同时，周恩来指出将分界线划在北纬16度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地区有1300万人口，且有港口，便于修铁路，可以建设起来。
以北纬16度为界，与范文同以北纬14度甚至13度线为界的设想，有较大差距。包括胡志明在内的越南领导人，陷入了沉思。周恩来不放弃任何争取和平的可能性，他不厌其烦地对越南同志讲事实、摆道理，三天之内就开了8次会。
第5次会谈中，一直发言不多的胡志明终于表态了，他表示应该在日内瓦会议上尽力争取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胡志明话虽不多，但很有分量，一语把握住越南在后面谈判中的主基调。
柳州会议结束后，胡志明亲自给范文同起草了一封电报，请他根据柳州会议确定的方针进行谈判，这份谈判案底被称为“七五指示”。
日内瓦协议
柳州会议取得重大突破，中越领导人统一了思想。中共中央非常满意，和平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可是，当7月中旬周恩来风尘仆仆地回到日内瓦继续开会时，却发现事态远没有想象的那样简单。
李克农和张闻天告诉周恩来，越南代表团中有些负责人对“七五指示”没有完全领会，不愿意放弃北纬16度以南的越盟控制区域。奠边府胜利后，有些领导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认为越盟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法军很难再打下去了。
听完汇报后，周恩来表示理解，越方代表对“七五指示”想不通、怕吃亏，是很自然的事儿。不过，从当时各方的态度看，还是比较有利于争取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首先来说，新任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就曾经向法国国内承诺，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他就下台。既然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印支和平问题捆绑在一起，想必会不遗余力地争取和谈成功的。英国也希望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从地理上看，印度支那毗邻印度，如果印支战争扩大，很有可能影响到印度等国。如果美国武力干涉印支问题，难保英国不会被裹挟其中，这是英国绝对不愿意看到的。美国虽然一直想染指印支问题，但目前看孤掌难鸣，如果我们抓住有利时机推动谈判，很可能争取到和平。
周恩来的分析得到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致认可。大家意识到，当务之急是做通越南代表团的思想工作，说得更加具体一点就是做通范文同的思想工作。
7月12日晚上9点半，周恩来在张闻天、李克农、师哲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越南代表团下榻的饭店，与范文同等越南代表团核心人物会谈。
周恩来说，如果印度支那战争继续打下去，美国必然会进行武装干涉。以朝鲜战争为例，中国派出了100万志愿军，也只做到将美军驱逐到北纬38线，而且越南人民军还没有做到当年朝鲜人民军直逼釜山的那种态势。一旦美国干涉，越南没有胜利把握，原本控制在手中的地区，也可能丧失。如果将分界线划在北纬16度，北方有1200多万人口，南方只有900万人口；北方有首都、港口，可以发展经济。
当然要和平就要有撤军问题，把军队从长期活动的地区撤出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为了长远利益考虑，有时也不得不牺牲眼前利益。周恩来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亲身经历举例。抗日战争时期，皖南新四军前有日军，后有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曾经主张撤过江北，可是新四军的领导人项英认为江北群众基础差，犹豫了4个月，结果陷入被动。新四军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遭到重创。
周恩来的现身说法，给范文同很大震动，态度有明显转变。周恩来趁热打铁继续说，以北纬16度为界，可以先建起一个成样子的国家，进可以通过普选完成全国统一，退可以在16度线以北进行经济建设，两方面看都是有利的……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说，竟然整整说了一夜，当东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范文同的态度终于转变了。
7月20日，范文同与法国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就军事划界问题达成协议：以北纬17度以南、9号公路北约20公里的六溪河为界，军事分界线是临时界线，不能被解释为政治或领土边界。越军撤出南方部分解放区，得到的补偿是两年后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全越南自由普选，以实现南北统一。
7月21日下午，日内瓦会议举行关于印支问题的最后一次会议，与会各方签署了日内瓦协议。虽然，美国政府表示不参与日内瓦协议，但承诺美国不会使用威胁或武力妨碍这些协定和条款。
最后，日内瓦协议得到了美国和南越之外，所有与会国的通过。英国外长艾登以主席身份致辞说：“今日缔结的协定不可能令每个人都完全满意，但是这些协定停止了持续八年、带给数百万人民灾难和痛苦的战争成为可能，我们希望这些协定在这个世界和平有迫切危险的时刻，也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这些结果对我们繁重的工作是值得的。”
经过75天的紧张辩论和努力，日内瓦会议终于促成了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而新生的中国也以一种负责大国的形象，出色地完成了自己以五大国身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参考资料：《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研究》《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