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那些以“赏书”为名，被溥仪盗运的故宫古籍
溥仪（伪满时期存照）
罗福颐所摄溥仪“赏书”照片
1946年12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印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
1934年9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印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溥杰收到溥仪赏赐书籍书画目”（局部）
“溥杰收到溥仪赏赐书籍书画目”赏书清单
◎肖伊绯
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后，民国政府允许年仅6岁的溥仪等清朝皇室“暂居宫禁”，并择机“移居颐和园”。溥仪及其身后的摄政王诸大臣依旧养尊处优，挥霍无度，还仍旧殚精竭虑，密谋复辟；而民国政府因内外交困，入不敷出，又连年拖欠原来允诺供给的皇室生活经费。无论是为复辟计，还是为眼前与未来的生活计，溥仪等盗运、变卖故宫历代宝藏的行径开始上演，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据考，首先从故宫珍藏的金银器、珠宝古董、历代字画开始，溥仪以“赏赐”的名义，将这些文物交由溥杰、溥佳等皇亲国戚，偷带出宫。1924年被驱逐出宫的溥仪等不得不迁至天津“清室驻津办事处”张园，因没有收入来源又需巨额生活花销，便把大型器物或重要文物抵押给外国银行、富商巨贾。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又将偷运到长春伪皇宫的文物安置在“小白楼”里。伪“满洲国”垮台前夕，看守护军群起哄抢，这批文物一时流散，世称“东北货”。1949年之后，“东北货”或缴或收，尚有一批回归国库。但是，那些被“皇上恩赐”的、被臣子求索的、被太监偷盗的、被护军私拿的……更有为“皇上委托”夹带出宫的历代文物则大多遗散各地，至今不可确考。
在这些不可确考的故宫流散文物中，最难取证的乃是溥仪或以赏赐名义，或以委托方式盗运出去的历代古籍。与市面上备受各方关注，各方倾力搜求的故宫旧藏金银器、珠宝古董、历代字画不同，这批流散出去的历代古籍，在当时尚不那么引人注目；与上述品类的文物相比，市场追捧的程度也相对较低。且古籍极易为水火、蛀蚀而自然毁损，故留存下来更为不易。
从史料记载来看，一方面无法确证溥仪当年究竟“赏”了多少古籍出去；另一方面，这批“赏书”的下落至今也不十分明朗，究竟存世多少、品类若何也无从确证。所以，近百年来，这批“赏书”的命运，关注者并不多，即使有所关注、有所研究，也大多泛泛而谈，不能得出确切数据与结论。因此，这批“赏书”的数量、版本、价值乃至去向等诸多问题，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
“赏”出去的国宝珍本曾公然在民间流通
目前能够查证到的溥仪“赏书”清单，最重要的一种，只有所谓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这个目录，最早是由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于民国十五年（1926）六月，辑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中刊布出来，方才首次为世人所知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伪满州国成立。为警示国人，牢记国耻，故宫博物院又于1934年9月，再版印行《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
1946年12月，抗战胜利已整整一年过去，伪满州国也早已覆灭，为尽最大可能避免伪满皇宫中的故宫珍宝流散，故宫博物院又重版《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书前特别撰序，再次将溥仪以“赏赐”名义，盗运故宫古籍及历代书画的事实，郑重通告全国民众。至此，上个世纪20、30、40年代的三次公开刊布，终将溥仪盗运故宫文物之事，大白于天下了。
事实上，与溥仪被驱逐出宫同步，清室善后委员会即宣告成立，该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点清宫物品，防止清宫珍宝与文物流散。一年之后，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象征君主法统的清宫旧藏，终为国民所共有并同享。就这样，在政府严查、举国关注的情形之下，故宫的家底开始公之于众。
1925年7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养心殿时，发现的“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正是在上述清室私产尽充公的历史背景下，被公开发布出来的。这是一份溥仪自记自备的私人清单，是日记式的账簿,从“宣统十四年”(1921)7月13日起,至9月25日止,记的是赏出宋元版本书籍；从9月28日起到12月12日止,记的是晋唐宋元明清的名画法书。与这个目录同时被发现，随即也被汇辑刊布的还有，“溥杰收到书籍书画目”“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外借浮记簿”三种。清室善后委员会在将这些清查时发现的目录刊布时，特意加撰了一段“弁言”，郑重公告天下。
从弁言中来看，溥仪盗运出宫的这批古籍“内计宋、元、明版书籍约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他“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那么，这二百余种“精华”古籍，在目录刊布当年及之后，有没有被政府追缴或收购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些目录中的“精华”，既然已作为溥仪私产“赏赐”了出去，溥仪本人对其下落自然无可奉告，受赏人溥杰等也属合法“受赐”，当时的国民政府自然无从追究。
这批溥仪“赏书”，不但没能被政府追缴，而且还迅即在当年的北平书肆及藏书家中流通开来。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来自大江南北的访书者摩肩接踵而至，欲求购这些国宝珍本者，大有人在。北平藏书大家傅增湘就在1926年致张元济的信中，为张氏访书提供过一则重要信息，信中写道：“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五日由昭仁殿找来赏溥杰，凡宋本及影宋抄十七种；十六日十种；十八日四种，皆溥仪自宫内盗出出售之物也。”至于信中提及的数十种宋本书去向如何，傅氏也没有明言，言下之意却是劝张氏不妨求购。总之，当年这批溥仪“赏书”公然在民间流通，或正待价而沽，或早已易手多次，并无避讳可言，就是在政府当局已然公布“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的当年（1926），也仍是如此。
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揭露国宝去向
溥仪本人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忆述过这段“赏书”轶事。他写道：
“赏赐”的单位大多用十，最常见的是三十，偶尔也用五作单位，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点，只让溥杰开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单。仅仅“赏”一部书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那不是十几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极其珍贵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杰收到宋版“资治通鉴”一部，十八套……
总之，被我们偷窃出去的这些无价可估的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一批批地到了天津，目的是为了在将来如果离开了北京就可以依靠出卖这些东西过活；并可靠它充做赴帝国主义国家留学的费用。
至于那些人民宝贵遗产的最后命运是，在天津的时候，我曾从其中拿出约几十件将它变卖。其余的全部，则是当我在伪满时，有一天担任监视和支配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忽然对我讲：“务希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长春）的‘宫内府’来。否则将会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土之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想要回天津去住！”我听了他这篇语中带刺的说法，只得托他设法把这些东西从天津运到长春来。后来在日寇将要垮台时，我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带到通化大栗子沟，这些东西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按照溥仪的忆述，这批故宫旧藏善本，在天津变卖了几十件之后，曾经运至长春。后来，这剩余部分中的一部分又被他带到了通化。不过，再到后来，他也不知道最后这一丁点剩余的善本确切下落了。颠沛流离的傀儡皇帝，他手中变卖出去的故宫珍宝何止千万，哪里还有心思去挂念这些残纸零篇，这批古籍从他记忆中消逝而去，原本亦不足为奇。
据1946年12月印制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序言称，据统计，被溥仪巧立名目，私自移出宋元明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书画一千余件。抗战胜利后，除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得书籍九十二种，分装十三箱，自长春运往沈阳暂存外，其余文物，多散落民间。当局为了回购这批散落民间的文物，特意将“溥仪赏溥杰书籍书画目录”一种抽印小册，广为传布。对外宣称，凡持有此项已佚书籍书画者，希迳送或函知故宫博物院，从事审定议价收回工作。
如果序言的说法确切，那么，溥仪“赏书”在当时 ，至少还有一百余种散落民间。至于故宫博物院方面回购了多少，则无从可知了。实际上，《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之一》印出不到三年之后，国民党当局即溃逃到台湾，回购溥仪“赏书”之事，恐怕亦早无下文了。已经收回的那一部分，如何飘洋过海被转运至台湾，才是当时最为迫切需要定夺之事了罢。
“赏书”终迁往台湾书目曾现“冰山一角”
殊不知，除了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收拾残余的92种、13箱故宫古籍，曾暂存沈阳之外，溥仪还曾在抗战胜利后，于沈阳一家银行，秘密存有4箱古籍，应当皆是当年以“赏书”名义运出宫外者。后来，这4箱古籍由沈阳博物院接收，与故宫博物院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但这批古籍并非全部留在了现在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其中的一部分后来迁往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原来，在1948年年底，共有3502箱文物迁往台湾，是抗战胜利后迁往台湾文物数量最多的一次。这其中包括故宫1680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486箱、中央图书馆462箱、中研院史语所856箱、北平图书馆18箱。其中故宫运出的文物尤为重要，不仅有宋元瓷器精品和暂存南京的全部青铜器，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等重要古籍。在这批精中选精的迁台文物顶级精品中，当年由沈阳博物院接收而来的溥仪“赏书”序列中，也被挑选了一部分出来。当时由国学大师罗振玉之子、着名文物鉴赏家罗福颐先生拍摄存照，他将这批“赏书”的首页全部精准拍摄，并统一编号，以作存档备考。
这批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少种，至今尚未见相关资料公布出来。幸运的是，笔者曾有幸获见一批北京大学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旧藏照片，对探研溥仪“赏书”曾有多少被迁往台湾这一问题有了更为形象直观的线索。
这批照片共计57张，附卡片一枚。卡片上为俞伟超钢笔题记：“一九七八年阎文儒持赠。抗战胜利后，溥仪有四箱书籍存于沈阳之银行。由沈阳博物院接收，后与故宫交换了一批宋元明之织物。当时，由罗福颐摄其首页之景。此即罗之摄影照片。”
这批照片背后均写有编号，现存最高编号为91，可能有缺失。经核查，这批照片实际拍摄的古籍册数为52册。需要说明的是，照片所摄古籍册数的确定，也并不意味着古籍种类也据此确定下来。因为，有的照片拍摄的是同一种书、同一部书的不同册、不同卷的首页。如《仪礼》就拍了“卷第一”“卷第八”“卷第十五”的首页，从照片上的书册影像来判断，这是分属同一部书不同册的首页。换句话说，像《仪礼》这部书的照片，即使有三张之多，也只能算一种。经过这样辨析统计下来，这批照片虽有57张之多，古籍种类却只有47种（52册）。
值得注意的是，从“溥仪赏溥杰书画书籍目”中所着录的古籍来考察，溥仪当年赏书，均是成套整部的赏出，鲜见有残本、零散的种类。而这批照片中的古籍显然已经过长时期的流散，大部分已残缺不全了；一些多卷本、册数较多的古籍，均已无法凑齐卷册，无法完整成套了。即便如此，从这些照片上的图像来看，大部分仍然是宋、元版本的珍罕古籍，且保存完好如新，让人惊叹不已。这些珍罕古籍的皇室旧藏身份，也从首页郑重钤有的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正方形“天禄继鉴”的皇室印鉴上得以印证，毋庸置疑。
遗憾的是，因并不确知这批照片究竟原有多少张，所以仍无法确证当年挑选迁台的溥仪“赏书”究竟有多少种出自这批曾秘藏于沈阳银行的古籍，同时也不能因之确定，最终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赏书”，又有多少种源出于此了。看来，要彻底解开这一谜团，还得留待更多的相关文献“浮出水面”，历史的真相方才会露出“冰山一角”罢。
供图/肖伊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