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宝工程——巨型翡翠“卅二万种”与“四大国宝”
《岱岳奇观》
主创者：王树森、陈长海、张志平
《群芳揽胜》主创者：高祥
《含香聚瑞》主创者：蔚长海
《四海腾欢》 主创者：郭石林
1989年，四件精美绝伦的翡翠巨作在北京问世，经权威专家团队评审，被定为“四大国宝”。这“四大国宝”又称“86工程”，是新中国玉雕史上唯一一项国家工程，其原料是国库里秘藏的翡翠，40余位大师为此耗费8年心血，立项、验收均为国务院。
更神奇的是，这“四大国宝”，都出自同一块翡翠原石——“卅二万种”。这块上千公斤的高翠玉石，消失多年，却又突然现世，经周恩来多次指示才保存下来。
2006年以来，这四件宝物藏于库中，极少展览，但关于它们的传说却越传越邪乎。其实，不用添油加醋，“卅二万种”的故事也堪称传奇。
“小诸葛”寻玉
1980年6月5日，《北京晚报》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则“寻玉启事”——《宝玉何在》。这篇文章要找的不是贾宝玉，而是一块叫作“卅二万种”的石头。文章向社会呼吁，请知情者提供线索，让这块被老艺人王树森念念不忘的宝玉，早日重见天日。
那时的《北京晚报》一天只有四个版面，能在头版用四分之一版面来寻玉，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而这篇文章能够见报，全赖王树森的一哭。
王树森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13岁随父学艺，20多岁已成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解放初，京城玉雕行业群星闪耀，频出绝活。四位有名人物，即潘秉衡、何荣、刘德瀛、王树森，也被称为“四怪”，意为各怀独特技艺的怪杰人物。
他们还都有绰号，潘秉衡因从不攒钱，总是借钱生活被称为“臭要饭的”，何荣因打着瞌睡都能设计作品被称为“马马虎虎”，刘德瀛因训徒严厉、为人倔强被称作“小辣椒”，王树森因生性聪慧且脑袋似斗被称为“大脑袋”或“小诸葛”。
“十年动乱”后，“二怪”离世，“一怪”瘫倒，只有王树森还能继续工作。他在歇手十多年后，做了两件翠活，一件获全国“金杯奖”；另一件“群仙祝寿”高翠玉佩，只有一个半火柴盒大，在香港卖了180万元人民币。
此事在玉器行业中传为美谈，但王树森却并未挂心，反而常常带着遗憾的心情对徒弟们说：“有块宝石，叫‘卅二万种’，如能找到，做出珍品，我这辈子也就算没白活了！你们给我到处问问，找找。”
“卅二万种”究竟何等模样，不但谁都没见过，连听也没听说过，叫徒弟们到哪儿去问？何处去找？
1980年，北京市人大开会，已63岁的王树森代表又念叨起他的“卅二万种”。他说：“国家百废待兴，玉雕行艺人也要报效祖国，我年事已高，想在有生之年，施展才艺，希望寻找那块不知下落的翡翠大料。”说到动情之处，王树森声泪俱下。
这一哭，有磨玉人的辛酸。20世纪30年代，是玉雕的鼎盛时期，但再好的匠人也只是匠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京味作家刘一达《故都子民》的原型，就来源于对刘德瀛、王树森“二怪”的采访。书中讲述了磨玉人被权贵欺压，一对玉碗搭进几条人命的故事。解放初，北京玉器厂作为经济封锁中的创汇大户，曾辉煌一时，有2000多人从业，艺术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可好日子没多久，偏又赶上“文革”。
这一哭，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年轻时，王树森技艺未熟，“卅二万种”再好，也不敢接活儿。如今他的技艺炉火纯青，手底下高徒辈出，却奇石难觅，“文革”中压抑已久的才情无处施展。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把老艺人这一哭搁在了心上。一天，他碰到《北京晚报》记者王增翔，就用手比划着十二英寸的电视机的大小说：“三十年了，这块玉都没见天日。老艺人想把它找到，琢成珍品，这个建议很好，但对我们来说是大海捞针，你是记者，你给想想办法。”
王增翔当下去找王树森，让他诧异的是，这位玉器行里的宗师级人物，个头不高，咖啡色脸庞，上边深深地印着皱纹，看上去就像一位淳朴的老农。
王树森之所以对那块叫“卅二万种”的美玉日思夜想，原来大有渊源：
14岁那年，他去街上买磨玉的砂子，看见一个作坊在做活儿，那玉料块头不小，冰种，菠叶绿，水头足，无绺裂。如此成色和质地，加上体量之大，是他未曾见过的。
正在干活的工匠说：“小兄弟，没见过吧？告诉你，这算不了什么，这只是从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小边角，要是让你看看几百斤的大料，肯定吓死你，那才真的是惊世绝品呢。”
王树森将信将疑：“还有一块更大的料？”工匠说：“对。听说在那大料上还标有‘卅二万种’几个字，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王树森第一次听说“卅二万种”。
解放初，文化部召集老艺人座谈，王树森又提起“卅二万种”来。云南的一位老艺人说：某行家曾在“卅二万种”的一角喷洒火酒，点火燃烧，再泼上冷水一激，发现翡翠的深处透出一泓“水地”，色泽深绿，犹如雨后的冬青春叶，鲜润娇嫩，品第极高，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其价值无法估计。遗憾的是这位老艺人也是道听途说，自己并未目睹“卅二万种”的风采。
不过，这位云南老艺人还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据说这块体积巨大无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曾被运到上海，因为要价太高，很长时间难以出手，后为贷款抵给一家外国洋行。上海解放时石头被国家没收，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
一次偶然的“邂逅”，让王树森觉得自己几乎是找到了“卅二万种”，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
1955年的某天夜里，一位不相识的人拐弯抹角托关系找到王树森，请他去鉴定一块玉石。在东单北大街遂安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他见到一块200多公斤的高翠原石，从切割面看，材质细密，晶莹灵透，翠色浓艳，而且呈丝絮状分布均匀，种水均属上乘。王树森头脑中闪出的第一反应是：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卅二万种”？
但是，他仔细察看石料的每一处，用专业手电细细检查石质皮层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地方，都未发现有“卅二万种”的标记。
他问请他来的人：“这是哪里来的料？”对方三十岁不到，却显得老成持重，只答道：“哪里来的我也不清楚，是一位朋友托我找专家看看。”
王树森不便再问，但世间既然能有遂安伯胡同那样的美玉，为何不会有“卅二万种”？他信心满满地认为，新中国公私合营，玉器作坊也划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卅二万种”作为玉器原料，很可能会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25年过去，有关这块巨型翡翠的事，王树森再未听到任何音讯。岁月匆匆，人之老矣，寻找“卅二万种”甚至成了王树森的一块心病。
磨玉人对玉的痴迷，感染了记者，于是便有了《宝玉何在》一文。然而，记者心里也觉得渺茫，不知道老艺人何时才能得偿所愿。
守玉人现身
寻玉启事登报才4天，北京玉器厂厂长室就来了位50岁开外，干部装束的客人。他掏出介绍信，说是来提供宝石下落的。王树森和他照面时，不由一愣。虽说这面孔由一个俊朗青年转变为鬓角花白的壮年，但王树森还是认出了他——25年前遂安伯胡同的那位“神秘人物”。
王树森欣喜若狂，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迫不及待地问，“宝石呢？”来访干部笑眯眯地说：“王老先生，翠宝安妥！”
原来，这位干部叫翟维礼，是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的处长。
1955年，上海某军用仓库清查库存物资时，在一个角落，翻腾出来四块石头。有人认出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名贵的翡翠。清查人员发现其中一块翡翠上还有一个特殊标记：“卅二万种”。发现翡翠之事上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陈毅很重视，马上报告国务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报告，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他当即批示：将翡翠转运北京。
1955年4月23日，翟维礼接到指示：翌日带一支精干人马，去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14次列车。这趟列车挂有一节军用车皮，要把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运到指定地点。领导郑重叮嘱：这是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务必严格保密。
24日清晨，翟维礼和他带的人登上了指定车皮，偌大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全封闭的车厢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原来，为了做到寸步不离，押运人员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
翟维礼断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货物，一干人立即将木箱和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运到了指定地点——一座戒备森严的储藏军需品的仓库。
为了与其他物品隔绝，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指示，对于“卅二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有人专职看守，没有国务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
没过几天，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他们取出其中的一块，设法找一位玉石专家进行评估，于是就有了翟维礼与王树森在遂安伯胡同见面的那一幕。
“可是你让我看的那块石头上，并没有‘卅二万种’的标记呀。”王树森问出许久以来的疑问，翟维礼笑道：“‘卅二万种’不是每块上都有标记，你看过的那块上就没有。”王树森吃惊：“怎么，‘卅二万种’不是一块石头，是两块？”翟维礼说：“还不止两块，是这个数！”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啊！王树森又惊又喜，如此宝玉竟然有四块。
宝玉最危险的时候，是“文革”初期。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到处抄家扫“四旧”，翟维礼担心，虽说保存在军用仓库，一般情况下红卫兵难以进入，但谁能保证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让他没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竟然也想到了这一层，他让秘书传话，一定要有预案。
经过秘密侦查，翟维礼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拟作为储藏“卅二万种”的地方，并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就这样，“卅二万种”被运出北京，仍像上次那样，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
原以为这次安排是万无一失了。但是，几年之后，有关人员发现，附近的山头上有些黑影来回走动，形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个可疑情况，他们加强了布防。过了一段时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种种迹象提示，此地也非绝对安全。当时已是“文革”后期，北京的情况好转了许多，于是“卅二万种”又回了北京的“故地”。
有关周总理关注巨翠、巨翠辗转于河南、北京两地之间的情景，在北京颐和园办公室主任、作家徐凤桐的《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一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现在有些微信公众号上，信口开河，说这块翡翠一直藏在山洞，显然是从河南这段经历中杜撰出来的。
整整25年的守玉岁月，翟维礼已经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屡经变动，但“卅二万种”却从始至终由他负责看管。眼看自己快退休了，这块玉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过去，总理让我守着这块玉。现在，周总理不在了，让我请示哪位领导去？”
“86工程”
“卅二万种”有了音信，“神秘人物”的身份也得以确认，可是该怎么将这块宝玉从仓库里请出来呢？
1980年8月2日，《北京晚报》刊发《宝玉完好无损 艺人愿献技艺》一文。王树森通过报道呼吁，希望尽早见到宝玉，并愿意竭尽全力，把它琢成传世之作。
同时，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北京市玉器厂也逐级呈报，申请用翠材制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报告文件到了国务院，万里、张劲夫等几位副总理签署、批准此议，并指示轻工业部全权负责。
又经过层层审批，直到秋天，王树森才第一次走进了那间“库中之库”。在几只大灯的照射下，四块石头呈现在人们眼前，最小的一块重77.8公斤，最大的一块用桔红色的漆标着重量：363.8公斤。它们块大、绿多、地子灵、水头足，还有一块宝石上赫然写着几个黑色小字：“卅二万种”！
数十年的追寻终成正果，王树森俯下身，面颊紧紧贴着标有“卅二万种”汉字的那块石料，欣慰的泪水夺眶而出。
此后，轻工部用红头文件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因该任务拟定于1986年完成，故有“86工程”之称。
为什么这四块翠材会牵动了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其实理由很简单，因其是国家资产并存于国库，如果想动用它必须经国务院批准。而且，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几块玉要雕成国宝由国家珍藏而不是外贸产品，因而是国家工程。
将制作大型翡翠工艺品列为国家工程，这不仅在新中国，在历朝历代也是头一遭。
晚清以前，翡翠在中国的玉文化中并不显山露水。云南督府曾将翡翠贡进内廷，但乾隆帝对雕工不甚满意，大多都被驳回而未收留。慈禧当政后，因为其喜爱翡翠首饰，才带动了当时的流行风潮，使得价钱水涨船高。比如，宫里曾为慈禧太后造翡翠镯子、耳挖勺、钳子等4种17件器物，共耗银39994两，每件合2352.59两，在当时来说可谓天价。
玉器史上堪称“国家工程”的遗存，并不多见。从元朝的《渎山大玉海》（1265）至清乾隆年间的《大禹治水图玉山》（1788），相隔了523年，才出了几件敕造的大型玉器，无不是集全国巧匠、用数年之工完成，但它们都不是翡翠制品。
翡翠四宝既然要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工程，与历史上的《渎山大玉海》《大禹治水图玉山》比肩，自然需要慎之又慎。
1982年11月9日，四块巨翠从国库武装运抵北京市玉器厂一座三层小楼内。从此，这里自成一统，封闭管理，24小时都有人轮班值守。
为了不留遗憾，轻工部先是在全国征集方案，上海、扬州的老艺人纷纷出谋划策，图纸就画了几百张。不过，在第一轮评审中，北京玉器厂的想法最多也最为具体。这不光因为王树森与巨翠有着特殊渊源，还因为这里大师云集、人才荟萃。
北京市玉器厂坐落于龙潭湖畔，这里曾是京城手工业聚集地。新中国一建立，政府就将失散的个体玉作艺人组织起来，建厂建社，从业人员达千人。1958年，在此基础上建起的北京市玉器厂，不光拥有“四怪”，还有王仲元、夏长馨、高祥、张云等一批大师。
良工得美玉,那是三生有幸修来的造化。这四块巨翠犹如潜龙在渊，久隐于世，如今近在眼前，哪个玉雕人愿意错过这百年一遇的机会？
第二轮评审中，仅玉器厂厂内就收到题材设计方案39个，设计图纸78张。此后又经过39选16，16选8，8选4几轮筛选，最后按照传统的“量料取材、因材施艺”八字原则，初步议定一号料做泰山、二号料做香薰、三号料做花篮、四号料做插屏。
既然是国家工程，为什么“86工程”拖到1989年才完工？参与“四大国宝”设计制作的郭石林大师、蔚长海大师异口同声地告诉《北京日报》记者，卡在题材上了。
查阅“86工程”的档案，研讨题材的专门会议，先后竟达42次之多，这其中还不包括设计人员听专家授课、外出考察和实地采风。有的方案认为四块大料应分别雕琢，有的认为四料应合一雕琢一件整体巨制，而具体内容则有名胜古迹、革命领袖组像、着名工程、花鸟花薰、五谷丰登、太平景象等，可谓百花齐放。
1985年4月，轻工业部才将最终方案与图纸正式呈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张劲夫、田纪云等批示：同意方案并组织施工。显然，到1986年完工已经不可能，新的通知要求：作品在1989年完成，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
“86工程”正式启动后，由王树森大师领衔，5位玉雕大师分别担任4件作品的主创人。他们是：一号料陈长海、张志平，二号料蔚长海，三号料高祥，四号料郭石林。此外，还有50多位玉器厂的精英参与，涵盖老中青三代。即便是技艺超群的高手，在开工前已培训了两年半之久，相当于读了个大专。
为题材把关、参与出谋划策的艺术顾问团队更是令人惊叹：美协副主席刘开渠、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世襄、雕塑家钱绍武、画家李可染、李苦禅、黄胄、华君武、徐北汀、黄永玉、郁风，书法家启功、曹辛之、祝缅，雕塑家傅天仇、刘焕章、邹佩珠，红学专家周汝昌，金石学家朱家晋，工艺美术家郑可、唐克美、张臣杰、郭效儒，玉器收藏大家马北辰，电影文学教授陈山，作家王名时，知名记者韩笑鹏……
如此庞大高端的专家阵容，足以说明“86工程”牵动了整个中国艺术界。
玉磨人，人磨玉
翡翠四宝之前，中国玉雕史上，工期最长的当属乾隆朝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用时6年。而“86工程”，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开工，到1990年6月30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首次展出，整整用了8年。
这8年，人磨玉，玉磨人，从郭石林给记者讲述的4号料的故事中，就可见一斑：